才会看见的尴尬的神色。
沥川看了看我,向我求救,我双手一摊,爱莫能助。
我能说什么?难道我会说大婶您认错人了,这位兄弟的残疾不是因为地震,而是因为得了癌症?
这样说肯定不会吓倒她,但肯定会吓到我。因为我对“癌症”两个字十分过敏。如果能够,我愿意一辈子也不提起。
僵持几秒,沥川轻轻咳嗽了一下,然后,很大方很慎重地伸出手,和那位大婶握了握,很真诚地对她说:
“大婶,谢谢您的关心。我代表灾区人民感谢您。”
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我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我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我尊重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个建筑师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我则因为公司接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分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结束,我便请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在吩咐他父亲的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