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个仆人极其礼貌地端上肉、蔬菜、米饭和色拉。

“幸福的特拉博夫妇，”梅丽娜-泰奈多斯对我说“这才像仆人。对这些手下人可以信任。可我们我请您想想，冰箱放在钢琴后面，为了不遭仆人谋害，床头柜上放一把手枪！”

“是啊，这真是太可怕了。”我说。她严肃地点头，我又感到昂热拉的鞋尖在踢我的鞋。还从没有哪一个女人这么做过。它快让我半疯了。昂热拉这时正跟她的右邻保尔-泽贝格交谈。

“您听我说！”昂热拉叫道“泽贝格先生讲得实在太有趣了。”

桌子上安静下来了。甚至连约翰-基尔伍德都抬起了头。他几乎什么也没吃，只是一个劲儿地喝酒。他似乎喝酒喝清醒了。

“美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行了一次促进贸易和发展的会议。”泽贝格解释说“我去出席了。当这里的这桩不幸发生时，会议正开到高潮。我直接从智利飞到了赫尔曼夫人身边。可先前我在会议上听到了一大堆发言，也包括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发言。看来必然会跟这些人争执起来——主动地开展辩论。”

“跟工会？”梅丽娜-泰奈多斯惊骇地问“主动地？”

“安静。”她丈夫说。

“他们想干什么？”约翰-基尔伍德问，清醒得令人吃惊。

“好了，”那位风度翩翩的保尔-泽贝格说，讲着一口不带口音的法语“正如主席强调的，工会看到跨国公司对他们行使权力构成了相当大的危险。他们搞的是国际性的资本操作。”

“不然他们应该如何操作呢？”萨冈塔纳嘀咕说。

“那不是操作，”泽贝格说“发言人解释说，危险在于这些跨国公司自以为不必对某个国家保持忠诚。他们可以逃避一种民主的控制，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也逃避任何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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