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另一个警察说。
——喂,问你呢,后座上像苦力鬼魂的姑娘。
我想说对不起,我忙着思考1976年的女性不是害得自己被强奸就是送上门去挨男人操,但我没有这么说,而是说:
——不好意思,您说什么?
——你选拉斯塔还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等你回答呢。
——这条近路要开多久?
——你要是不冷静下来,表现得好一点,那就会越开越久。还有……他血逼的搞什么?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喜欢他妈的烟灰落在我的制服上。
——那就拍掉呗。
——拍你的卵。
——那就停车好了。引擎也需要休息一下。
他们停下车。我都懒得说我必须回家了。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午夜过后只穿一只鞋走在希望路上的女人不可能必须去任何地方。也许大选举办得有点仓促。也许共产主义没那么可怕,我听说古巴人不生病也没有烂牙。也许这是个兆头,说明我们见过世面了怎么的,因为新闻时不时用西班牙语播报。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甚至都厌倦了等这两个警察把我扔在哪条阴沟里。我希望我害怕。有一部分自我知道我应该害怕,也希望我害怕;说到底,假如我不害怕,这说明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两人靠在车上,堵住我身旁的车门。这会儿我可以从另一侧跳下车逃跑,但我没有。也许他们并不打算强奸我。也许他们打算做些事情,无论好事坏事(甚至有可能是好事),都比我这一整个白天和一整个晚上的无所事事强得多。现在已经是清晨了。这是他的错,他的保安的错,该死的和平演唱会的错。这个国家的错。上帝的错。上帝之上的存在啊,真希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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