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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蒙蒙的兑换桥上,不知道有没有几分超龄的少女心溢了出来。
我从包里找出把小雨伞。拉斐尔自然的接过去。
伞打起来了。但几乎没有什么用。
还好雨下的不大。
我们在小雨中等红灯。
我们在伞下讲话,我看拉斐尔不断低头迁就我,样子看上去很辛苦。
我于是和拉斐尔说:“其实你不用低头,我可以大点声。”
拉斐尔表示,作为住院医生,他天天低头和病人说话。里面还有小朋友,他早就习惯了。
“那和小朋友说话,你就光低头,够吗?”
拉斐尔想了想,说:“和小朋友说话,好像还是蹲下来比较方便。”
我们在一起呆了一整个周日下午,从西岱岛,蓬皮杜对面的小酒馆,走回巴黎圣母院,再到卢森堡公园。
在卢森堡公园里,我们聊人类基因、科技和未来,我们猜大喷泉里木头船有没有引擎,认那些植物长长的拉丁语学名。
我们经过一棵高高的梧桐树,拉斐尔伸手,从树上摘下一枚毛糙的果实。
拉斐尔也偶尔讲他自己,讲他的家庭(他的妈妈和弟弟妹妹),讲他实习医生的生活。
和法国的所有的年轻医生一样,他在不同的医院和科室,做了几个不同的轮转实习。
我对拉斐尔讲的那段在基因生殖科实习的内容,尤其印象深刻。
那些因为染色体或者基因错乱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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