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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吗？”

“不疼了。”

“你的腿是谁打伤的，你后来想起来了吗？”

“你问过很多遍了。我说过了，我没看清。”任弋撒谎道。

任母叹口气。

为了保住这条腿，任弋大大小小开了好几次刀，荒废了三年学业。他父亲两袖清风，去世时，家里根本没钱。母亲为了他治病，嫁给了并不喜欢但是富裕的继父。因为寄人篱下的心虚，任弋在国外养病三年，她一次也没敢去看过。

一想到任弋受的罪，母亲就忍不住心疼。

“妈，”想了很久，任弋终于开口，“我爸那事，后来还有说法吗？”

“哎，哪还有说法啊。那个废弃仓库，方圆多少里地都没摄像头。走访了好几个月，也没找到目击证人。还不是那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啊。”

“那——那个人，”任弋心里有点忐忑，“后来去哪了？”

“你父亲牺牲后，那人被停职审查，但最后也没查出来啥，就定了个渎职罪，开除了。”母亲语气平静，像在说一件别人的闲事，“然后我就搬来你萧叔叔这了，没再回过老家。听说他也走了，不知道去哪了。”

但任弋，知道他去哪了。

任弋还记得他第一次听到“姜一宁”这个名字时，他父亲脸上兴奋的神情——

“今天我们队里来了个年轻人，真是个干警察的好苗子，聪明又细心，身手还好。”

后来，姜一宁的称呼变成了“徒弟”——

“这可是我最得力的徒弟。小弋啊，你以后要多向你姜老师学习。”

而最后一次，父亲会想喊他什么呢——

叛徒？

任弋永远记得，三年前，父亲带队收网的那个雨夜，全队警察殉职——除了姜一宁。

事后复盘发现，姜一宁有泄密、勾结嫌犯的重大嫌疑。但经过半年隔离审查，最后的调查结果是，证据不足，仅以渎职罪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