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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的巴掌大的小册塞得半敞，册子的封面上写着一行字——世界从何而来。

“我是山海本地人，回国后在村镇教堂里当值，闲来有空就发小册子。我会和街坊邻居讲通俗易懂的小故事，用自身经历做切入口，不然现在的年轻人啊，尤其是在山海，外地人比本地的多，我问他们信不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他们还会呛我，说如今的世道只信钱，他只信给他发钱的老板。”

“他还说，麒麟湾里的老板自己就是打工出身，却习惯称现在的工人为‘小工’，他还问我，你信的神有这样的口癖吗，在信徒前面也叫个‘小’字，你是小信，还是小徒？”

宋洲怔愣，这似乎和高云歌当初讲给自己听的不一样。

记忆里，高云歌当时喝了酒，用嘻嘻哈哈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寻常地和工友们吃顿夜宵，碰到个乱入的传教士，就也跟他开开玩笑。

这和黑袍男子描述里尖锐到有些刻薄的高云歌截然不同，至少在他们寥寥几面的接触里，这个青年工人是锋利的，刚强的，冷峻的。被拖欠辛苦钱的工人哪有肯忍气吞声的，何况那位包老板当时不止欠高云歌一个，他们聚到一块儿吃夜宵就是为了约定出一个最后期限，如果还没收到工资，他们就以高云歌为首，集体到他档口前拉横幅放喇叭。

这就是宋洲还是“澳尔康的宋总”时，打包工高云歌的真实处境。计件的临时工哪来劳工合同，想要维权不能指望工业区边上的劳动局里填繁冗复杂的表格，而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