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带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又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在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 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时间冲向护士,弄的他们有点烦我。
正在此时,沥川突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语气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要重音.“Since when?”(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立场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