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社三楼的会议室旁边的茶水间里,咖啡机有些不灵光了,总务处的后辈抱怨着说了两句就端着托盘笑着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我拿着茶杯倒了一杯白开水,大楼开始晃动,我两手举过头顶撑住了头顶柜子里滑下来的塑料整理箱。
地震了。
东京都被波及的区域并未多严重,安定下来从茶水间走出来之后,大家都在焦急地联系着家人朋友恋人报平安,我经过办公区推开部门办公室的门回到座位上,没有人问我刚刚去了哪里,而我拿起手机,却也不知道要打给谁。
过了没有两日,商社联合的志愿者队伍在招人,我到了会社楼下看到公示栏才知道上面有我的名字,课长说会计部当然需要一个责任心重的踏实人去报名,这是好事。
总是会在这种时候,才能想起我。
到了当地,领队的人是东北大学的大学生,站在大巴车驾驶座旁边他拿着扩音器说着注意事项,我尽力把每一个字记住却发现在下车的时候只记得最后的那句注意安全了。
“坐大巴去宫城的路上,我一直期待着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存活着的生命的强大。”我笑了一声。
“但是?”他读出了我的转折,我抬起头发现他正趴在床沿上,将下巴搁在手臂上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原来他的眼眸是这个样子的。
“相反的,我只是发现死亡原来不过就是这么一件轻飘飘的事情,”我把背后的枕头拿到前面来抱着,“一切都太容易了。”
就像只要我站在站台上,死亡就同时站在了我的身旁一样。
“我被分配到的任务是挨家挨户登记是否有人员失踪和伤亡,我原以为这大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长舒一口气,“最开始的时候我撩开帐篷帘子,在听到第一声隐忍的哭泣声的时候,就下意识后退了。那样一个救灾帐篷里住着不止一家人,谁都不敢哭,但是谁都想哭。”
情绪从来就是传染性一般的疾病,悲伤的还是欢乐,本质上都会传染,日本人不喜欢给别人添任何麻烦,所以表露痛苦也是吝啬与克制的。
“我记得,一个年轻的妈妈握着我的手,红着眼眶说,为什么昨天没有给他做蛋包饭呢,他最爱吃蛋包饭了。”我昂起头用枕巾蹭掉眼角的泪水。
“还有一个比我年长一些的妻子,她微笑着抚摸着自己的婚戒,遗憾地说她只有那天出门的时候忘记替他祈祷路上小心。”闷在枕头的棉花芯上,声音变得越来越小。
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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